辛丑换局中被弹劾的大臣之一李健命当时正在清朝奏请册封世弟。据说金一镜等人本来以为清朝不会答应，然后再废黜李昑，不料康熙皇帝爽快批准，于是在李健命从清朝回来那天，他们就指使睦虎龙（曾与李昑有交往，帮李昑寻找埋葬淑嫔崔氏的风水宝地）告变，时为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三月二十七日，史称“壬寅三手狱”（与“辛丑换局”合称“辛壬狱事”或“辛壬士祸”）。睦虎龙称李天纪、金龙泽等密谋弑杀景宗，并废世弟李昑为德让君，拥立李颐命为王。这场大狱造成老论四大臣以下60多人被杀，包括李昑的妻侄徐德修（涉嫌毒杀李昑之妾昭训李氏即靖嫔李氏）。不过少论派决定不追究事关东宫者，故李昑本人未受牵连。

李昑最终能在党争漩涡中化险为夷，首先是靠景宗和金大妃的保护。其次，他争取了景宗的丈人咸原府院君鱼有龟的支持。最后，少论也并非都反对他，不少保护他的东宫官员如金东弼、赵文命、赵显命、宋寅明、郑锡三、朴文秀等均属少论，赵泰耉也答应保护李昑，因此李昑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危机。

景宗体弱多病，身为世弟的李昑常侍汤药。至雍正二年（1724年）八月二十四日，景宗已病入膏肓，生命垂危，李昑试图用人参茶来为景宗续命，尽管医官李公胤反对，但还是让景宗服用人参茶。翌日凌晨，景宗就离开人世。八月三十日，李昑即位于昌德宫之仁政门，是为英祖。清朝雍正帝派散秩大臣罗舒禄、翰林院学士阿克敦赴朝鲜，于雍正三年（1725年）三月十七日册封英祖为朝鲜国王（罗舒禄病重，由阿克敦单独主持册封仪式）。

英祖即位后，部分少论、南人对他十分惧忌，担心英祖反攻倒算；另一方面，英祖当初被立为王世弟，本来就有争议，赵泰亿起草的英祖即位教书中又有“谁知半夜之间，遽承凭几之命”及“若仁、明之相承（世传朝鲜仁宗被毒杀）”的语句，让外界误解景宗暴死，从而给对英祖不满的少论、南人留下造谣散布英祖弑兄的空间。因此英祖的地位非常不稳，王位合法性也很脆弱。

即位之初的英祖“以远嫌为重”，为了摆脱他对景宗不忠乃至弑兄的嫌疑，尽量不得罪少论，也不马上为辛壬狱事翻案。因此他即位时仍以少论李光佐、赵泰亿为领、左议政，甚至起用当初反对建储的柳凤辉为右议政，从而稳住了大部分少论。十一月，老论儒生李义渊上疏，企图为辛壬狱事翻案，英祖在少论的压力下将其逮捕治罪，但同时又借口金一镜起草的“讨逆”教书中有“蹀血禁庭”“怀刃钟巫”之句有影射攻击自己弑兄的嫌疑，将其罢官，流放绝岛。十二月又下令审问金一镜、睦虎龙，后者在刑讯期间服毒自尽，前者被斩首示众。随着金一镜、睦虎龙被除掉，英祖也开始释放辛壬狱事期间被治罪的闵镇远、郑澔等老论大臣，并加以起用，雍正三年（1725年）四月二十三日正式任命郑澔为领议政、闵镇远为左议政、李观命为右议政，使老论派重新上台。八月十一日颁布教书，宣布辛壬狱事为冤案，恢复老论四大臣等牺牲者的官爵，史称“乙巳换局”。

然而此次换局跟之前肃宗、景宗朝的四次换局不同，少论虽然失势，但除了金一镜、睦虎龙等个别人外，并没有受到惩罚。这是因为英祖已经有实行荡平政策的构想，即“参用彼此，打破党论”。老论则不满足仅止于此，便持续庭请（在王宫广场请求）、请对（请求得到召对），呼吁英祖严惩李光佐、赵泰亿、柳凤辉等少论。英祖不得不流放柳凤辉，并削黜李光佐、赵泰亿，但老论派仍然对少论派穷追不舍，继续庭请、请对。英祖终于失去耐心，到雍正五年（1727年）七月初一日再拜李光佐为领议政，七月初五日下令将闵镇远为首的101名参与庭请、请对的老论派尽数罢免，使少论派重新上台，又重定辛壬狱事为逆案，收回恢复老论四大臣官爵的成命，史称“丁未换局”。

英祖即位后，他的合法性始终不为少论激进派（急少）所承认。这些人与一部分失意南人合流，散布英祖弑兄之说，企图推翻英祖的统治。雍正三年（1725年）正月十六日，英祖在参拜景宗懿陵途中，有一个被少论激进派指使的常民李天海拦驾指控英祖弑兄，英祖并未将事态扩大化，只审问和处死了李天海一人，也没有公开澄清谣言。丁未换局后，少论和南人的反英祖势力更加猖獗，汉城及全州、南原等城门陆续出现了谴责英祖弑兄的匿名榜文。雍正六年（1728年）三月十五日，李麟佐（南人尹鑴的孙女婿）等人在忠清道清州发难，攻陷该城，杀兵使李凤祥（李舜臣五世孙）等，立昭显世子曾孙密丰君李坦为王，要为景宗报仇，是为李麟佐之乱（戊申乱）。李麟佐等人本来与禁军别将南泰征等约定里应外合，让他们在汉城起兵，但因奉朝贺崔奎瑞的告变而流产。叛乱本身也是乌合之众，进军汉城途中在安城、竹山遭遇官军，一触即溃，清州迅速得到收复，庆尚、全罗两道的响应者也很快被镇压。此乱由少论吴命恒率军镇压，因为少论当权，所以只处死了100余人，对残余逆党的打击力度与范围也相当有限。

经历了李麟佐之乱后，英祖更加意识到党争的危害，并正式启动荡平政策，通过平衡各朋党间的势力来重塑自己的合法性，强化王权。对于英祖的荡平政策，朝中主要的两大朋党老论和少论内部都分化为支持荡平的“缓论”和反对荡平的“峻论”。英祖挫合两派“缓论”人物形成荡平党，如老论的金在鲁、洪致中，少论的赵显命、宋寅明等。为了给荡平党上台提供名分，英祖于雍正七年（1729年）三月下达“己酉处分”，宣布老论“半忠半逆”，即建储、代理是“忠”，辛壬狱事是“逆”，并给直系亲属没牵连到辛壬狱事的李健命、赵泰采伸冤。其后主要是少论荡平党赵显命、宋寅命主导政局，以致有“赵宋乾坤”之说。

荡平政策推行十年之后，朋党之争趋于和缓，英祖的王权也稳固下来。于是英祖决定修正作为权宜之计的“己酉处分”，着手为辛壬狱事翻案。乾隆三年（1738年）十二月，王妃徐氏（贞圣王后）的母亲去世，英祖借口安慰王妃而为在辛壬狱事中被杀的徐德修（贞圣王后之侄）伸冤，开始松动了其“逆案”的定性。其后他逐渐叙用老论中的“峻论”人士，乾隆五年（1740年）正月，宣布复金昌集、李颐命官爵，是为“庚申处分”。乾隆六年（1741年）九月御制大训，正式宣布辛壬狱事为金一镜、睦虎龙制造的冤案（诬狱），并将审案记录（鞫案）全部焚烧，昭告宗庙，颁行官民，是为“辛酉大训”。在为辛壬狱事平反的过程中，闵镇远之子闵亨洙等人进一步要求为金龙泽、李天纪等人翻案，并称他们是受肃宗托付来保护英祖的，并有肃宗御制、英祖亲笔书写的一首诗为证，但英祖说他不记得写过这首诗，最后判定为伪诗。因此英祖不仅在辛酉大训中点名金龙泽、李天纪、李喜之、沈尚吉、郑麟重五人仍然为“逆”，不得翻案，还流放了为他们伸冤的闵昌洙（直到朝鲜纯祖时才为此五人平反）。

李麟佐之乱虽然被镇压，但是余党仍在继续活动。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全罗道观察使赵云达报告在全罗道罗州的一家叫“望华楼”的客舍里发现大逆不道的挂书，中有“奸臣满朝、民陷涂炭，举兵”等字样，事后发现是被流放罗州的尹志（金一镜同党尹就商之子）为了动摇民心、以便造反所为。事后尹志及其相关人员朴缵新、赵东鼎、赵东夏、金润等皆被处死，此外对赵泰耉、柳凤辉等景宗朝执政的少论大臣追施逆律，追夺李光佐、崔锡恒、赵泰亿官爵，并将此纶音添刊于“辛酉大训”中。解决了罗州挂书事件后，英祖于五月开设“讨逆庆科庭试”，有一张试卷写的都是咒骂英祖的文字，查出是李麟佐余党沈鼎衍所为，并且牵涉到流放春川的少论派申致云、尹惠、金道成等人的阴谋，这些人也被处死。这一连串事件合称“乙亥逆狱”。此事件前后诛杀500多人，彻底清除了反对英祖的势力。在朝的少论大臣也纷纷上疏悔过，老论的优势地位完全确立。十一月，英祖颁行《阐义昭鉴》于朝鲜八道，通过对景宗以来若干重大政治事件的定性（朝鲜称为“义理”）来阐明自己的正统性，确立老论为“忠”的“辛壬义理”。至此，英祖通过三十年的时间才完成了重塑正统的工作，走出了得位不正的阴影，使自己的王位真正稳固下来。

主词条：壬午祸变

英祖的王位虽然稳固，但党争并未平息。老论派得势后，内部分化为继续执行荡平路线的“北党”、反对荡平路线的“南党”和相对中立的“东党”。英祖重用的是洪凤汉等“北党”人士。与此同时，英祖与其世子李愃的矛盾日益尖锐。李愃是英祖第二个世子（之前靖嫔李氏所生的孝章世子李緈夭折），天资聪慧，英祖对其寄予厚望，从乾隆十四年（1749年）正月起，英祖就让李愃代理听政，培养他处理国政的能力。此后重大政务仍由英祖裁决，小事由李愃处理，英祖称“大朝”，李愃称“小朝”。“南党”金尚鲁等对李愃不满，担心李愃继位后推翻“辛壬义理”。他们不断诽谤李愃，使父子之间的冲突与隔阂日益深化，李愃失去了仁元王后、贞圣王后等保护伞后，在重重压力下也出现精神问题，行为乖张，使英祖对他从失望演变成厌恶。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五月，先有老论南党指使的罗景彦告发李愃恶行，后又李愃生母映嫔李氏向英祖控诉儿子的精神问题，促使英祖决定对李愃采取非常手段，予以肉体消灭。闰五月十三日，英祖将李愃召入昌庆宫徽宁殿（贞圣王后魂殿，今文政殿），在行礼完毕后宣布废李愃为庶人，并勒令自尽。李愃叩头出血，请求英祖饶他一命，英祖仗剑呵斥，坚持赐死李愃。经过大半天的周旋，李愃终于被英祖关进米柜，到二十一日活活饿死。死后英祖复其位号，赠谥思悼世子，但仍声称世子狂悖失性，他不得已“为宗社以义断之”，他对壬午祸变得定性被称为“壬午义理”，不许任何人翻案。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二月，又命世孙李祘过继孝章世子，不得承其父思悼世子之统。

不过，据说英祖私下感到后悔，曾作金縢藏在徽宁殿褥子下，后被正祖李祘发现。另外，壬午祸变发生时，除了一些东宫官员外，其他大臣都不敢顶撞英祖，坐视李愃被杀的人伦惨变，而之前在肃宗废黜仁显王后之际，朴泰辅、李世华等以死相争，与之形成鲜明对照。因此也可以反映出荡平政策执行多年后英祖的王权已经相当强大，此前士林政治所重视的“名节”“义理”也遭到摧残，君臣关系转变为以“利禄”为媒介。

英祖虽然处死了思悼世子李愃，但仍然重用忠实于他的荡平路线的以洪凤汉为首的老论北党，于是老论南党自居清流，掀起“攻洪”“杀洪”之论，加上和缓翁主等煽风点火，英祖对洪凤汉的信任逐渐动摇，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正月罢免洪凤汉的领议政之职，安排他任闲职领中枢府事。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洪凤汉受恩彦君、恩信君（思悼世子的两个庶子）的牵连而被流放清州，彻底失势，但他的弟弟洪麟汉依然受到英祖宠信。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三月，英祖借口成均馆大司成一职拟望（候选）三人（赵晸、金钟秀、徐命天）均系老论为由，对老论南党展开肃清。他将领议政金致仁为首的70多名老论南党为主的官员（包括少论、南人、小北中标榜清流者）贬为庶人或予以流放，称他们为“清党”“名党”，颁布《永垂百世录》以示警戒。不过这些官员大多在不久后获得赦免。总之，英祖直至晚年，依然竭力维持荡平政局，避免朋党之争。

英祖末年，政局发生微妙变化。洪麟汉开始与和缓翁主的养子郑厚谦（少论荡平党）勾结，站在世孙李祘的对立面，而世孙李祘则与“清名党”人士接近，并在自己的属僚洪国荣的支持下与洪麟汉、郑厚谦、金龟柱等反对势力周旋。英祖在过了八十岁以后，出现明显的老年痴呆症状，经常胡言乱语，甚至突然任命一些已故大臣为官。乾隆四十年（1775年）十一月，他有意让世孙代理听政，并询问左议政洪麟汉说：“冲子（指世孙）知老论乎？知少论乎？知南人乎？知少（小）北乎？知国事乎？知朝事乎？知兵判谁可为、吏判谁可为乎？”洪麟汉为了阻止世孙代理听政，则回答：“东宫不必知老论、少论，不必知吏判、兵判。尤不必知朝事矣。”洪麟汉抛出“三不必知之说”后，洪国荣想找人弹劾洪麟汉，但大多畏惧洪麟汉的权势而不敢挺身而出，到十二月初三日才有出身少论的行副司直徐命善上疏弹劾洪麟汉，得到英祖嘉许，使世孙得以转危为安，代理听政。这也是英祖一生所下的最后一个重要决断。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三月初五日，英祖薨逝于庆熙宫集庆堂，享年八十三岁。世孙李祘继位，是为正祖，上庙号英宗，谥号翼文宣武熙敬显孝大王（清朝赐谥“庄顺”，朝鲜内部不用），合生前所上及正祖追上的尊号为“至行纯德英谟毅烈章义弘伦光仁敦禧体天建极圣功神化大成广运开泰基永尧明舜哲乾健坤宁配命垂统景历洪休翼文宣武熙敬显孝大王”。光绪十四年（1889年），奉朝贺金尚铉上疏列举英宗一系列功德，请求升格庙号为“英祖”，得到朝鲜高宗批准。同时改谥“正文宣武熙敬显孝”（改高宗养父庙号所用之“翼”字为“正”），追上尊号“中和隆道肃庄彰勋”。时人批评此举“迎合上旨，妄议典礼”（因高宗以老论自居，且闵妃幼年所居之仁显王后故居“感古堂”为英祖赐名及题额）。

在血雨腥风的党争漩涡中登位的英祖深刻意识到朋党之争的危害，即位不久后就颁教书痛斥“朋党之弊”。他决定改变父王肃宗习惯“换局”（以一个朋党取代另一个朋党）的做法，实施“荡平政策”。所谓“荡平”，取自《尚书·洪范》中“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旨在打破朋党，从而构建以君主为核心的王道政治。荡平论在肃宗朝就被少论派朴世采提出，到英祖朝才正式付诸实施。英祖初期经历两次“换局”（乙巳换局、丁未换局）后，于雍正七年（1729年）正式启动荡平政策。英祖荡平政策的核心要义是“调剂保合”，他起用老、少论里的稳健派（缓论），形成荡平党或荡平派，平衡四色党派（主要是老、少论，当时南人、北人势力微弱，已被边缘化）的势力，主导政局运营。乾隆五年（1740年）之前是少论荡平党居优势，之后老论逐渐崛起，乾隆二十年（1755年）之后是老论荡平党居优势。“荡平政策”的具体做法有：

这些政策在后来多少有一些调整。如庚申处分尤其是《阐义昭鉴》颁布后，天平明显倾向老论，同时在庚申处分以后，元景夏提出“大荡平”之论，即用“唯才是用”来取代“双举互对”，从而增大南人、北人在政权中的比例，得到英祖的部分采纳。

荡平政策是英祖毕生践行的最重要的政策，正如他对臣民宣布的那样——“五十年一心，即荡平也”，并常对世孙李祘说：“予之五十载苦心血诚，惟是荡平二字”。他曾于乾隆七年（1742年）立“荡平碑”于成均馆，亲书“周而弗比，乃君子之公心；比而弗周，寔小人之私意”，警告成均馆学生将来入仕后不得再进行党争。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镇压“清名党”以后又在科举中专门开设一次“荡平科”。晚年在《御制问业》也将“荡平”列为自己“六大事业”之首。经过数十年的荡平政策，明面上的党争确实得到缓和，英祖的合法性与王权也大为强化。但他打破朋党、结束党争的终极目的并没有达到，相反党争继续以更隐秘地方式进行，甚至老论又分化出南党、北党、东党等。英祖晚年也知道党争仍然存在，对此痛心疾首，规定如果谁再敢自称老、少、南、北就是逆贼。但这四色党派并未消弭，一直持续到朝鲜王朝灭亡。

在朝鲜王朝的官制设计中，台谏权力很大，拥有可以左右人事的“署经权”（在四品以下官员告身上签字批准），而台谏的人选又是由吏曹铨郎（正郎、佐郎）决定的，称为“通清权”。因此吏曹铨郎隐然有操纵朝局之势，对朋党之争有推波助澜的作用。朝鲜王朝的朋党之争就是起源于宣祖年间对吏曹铨郎位置的争夺。乾隆六年（1741年），以柳寿垣进献《官制序升图说》为契机，英祖取消了吏曹铨郎的“通清权”。

朋党之间另一争夺的职位则是掌握笔杆子的史官（别称翰林，即兼任春秋馆记事官的艺文馆奉教、待教、检阅）。在取消吏曹铨郎“通清权”的同时，英祖也废除了史官的自荐制（自己推荐接任者），制定了《翰荐厘正节目》，确立了“会圈法”，即所有艺文馆、弘文馆官员给被推荐者画圈，得圈多者入选，最后通过“召试”（御前考试）来充任史官的制度，从而保障史官不再是朋党私器。

英祖革除了一些酷刑，并改革法律，使之更加公平。雍正三年（1725年），英祖废止压膝刑，并禁止对不构成死罪的死者追加刑罚。雍正七年（1729年）要求严格落实对死囚的三覆法。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严禁私门用刑，并废止滥刑和鲸刺等酷刑。

最值得一提的是英祖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恢复了朝鲜王朝初年的申闻鼓制度，在昌德宫进善门和庆熙宫建明门立申闻鼓，使百姓能够直接向国王控诉，但局限于“四件事”（嫡妾分别、刑戮及身、良贱分别、父子分别），否则处以流放。

英祖在位时，距离朝鲜王朝基本典章《经国大典》和《国朝五礼仪》的颁布已有两百多年，不少典章制度都发生了变化，英祖对其加以整理，于乾隆九年（1744年）修《国朝续五礼仪》、乾隆十一年（1746年）修《续大典》，这就是英祖“六大事业”中的“昨政”。

英祖延续父王肃宗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朝鲜王朝历次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平反昭雪的政策，陆续平反了安平大君、锦城大君、皇甫仁、金宗瑞、慎守勤等人并恢复他们的官爵，并于乾隆四年（1739年）恢复朝鲜中宗元配慎氏的王妃地位，追谥为“端敬王后”。

17世纪以来，良役问题就是困扰朝鲜社会经济的最大问题，肃宗年间就出台了一些良役变通的措施，并出现了户布论（对两班也征收军布）、口钱论（向每个人征收铜钱）、结布论（废止军布、转移至土地税）等方案。乾隆十五年（1750年），英祖否定户布、口钱、结布等方案，宣布实行“均役法”，翌年设均役厅进行管理。将对每个良丁（当时约50万名）征收的2匹军布减少为1匹。对于减少的一半军布，由结钱（土地税，主要由两班地主负担）、渔税、盐税、船税（以上三种此前都是王室私产，均役法实施后纳入政府收入）、选武军官布（对避役者额外征收的军布）等税种填充。英祖为了实行均役法，甚至亲临昌庆宫弘化门，直接与官民对话，征询他们对良役问题的意见，成为朝鲜半岛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均役”被列入英祖的“六大事业”中。其实施减轻了良民的负担，缓解了避役的现象，促进了朝廷财政收入的增加。但由于没有实行户布、从根本解决良役问题，到了19世纪，军布问题又成为“三政紊乱”之一。

朝鲜王朝此前的田税征收制度是“敬差官踏验法”，即地方官上报该年灾害实况（灾实），朝廷派敬差官去核实，然后对“给灾结数”（因灾减免数额）以外的土地（实结）征税。英祖时期的朝鲜并非风调雨顺，比如在1750年就发生了死亡人数达数十万的大疫。然而敬差官的派遣往往只是走个形式，同时又加重负担，所以为了增加和确保国家财政收入，英祖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正式推行“比总法”，即停止派遣敬差官，每年秋八月由户曹参考该年丰、凶情况，通过与之前的类似年份比照来确定税收总额（实总），经过大臣讨论、国王批准后颁布“年分事目”于各道，让他们来分配给灾结数，这种户曹规定的因灾减免数额就称为“事目灾结”，如果与该道实况有异，需要增加因灾减免数额，就由该道长官呈上状启请求，称为“加请灾结”或“状请灾结”。这种田税征收方法就叫“比总法”，一直延续至甲午更张时期。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英祖调动15万名汉城居民和5万名役夫，花了2个月的时间疏浚介川（今清溪川），接着设置了濬川司负责这一问题，使汉城免于水患。英祖晚年认为这项举措“可垂万岁”，列入“六大事业”之中。

朝鲜王朝绝大多数君主都以崇尚俭朴著称，英祖尤其突出，并且在全社会展开禁奢运动。雍正十二年（1734年），英祖下令将《经国大典》中关于禁奢的部分翻译成谚文，向民众推广，内容包括除礼服、戎服外一律穿土产衣服等。乾隆二十二年（1755年）禁堂下官穿红袍，恢复青绿官服，翌年禁妇女加髢及金珠头饰，改用簇头里，并要求禁止从中国输入青布，一律用土布染青。乾隆三十四年（1772年）禁婚礼用“唐物”。由于朝鲜的奢侈品大多从中日进口，所以禁奢运动也影响了对外贸易，促成“北缎南珠之禁”（详见“外交”部分）。

肃宗年间，朝鲜书院的建设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英祖则认为书院是朋党的根据地，妨碍了专制王权及荡平政策，因此禁止私建或私享儒教祠宇，刹住书院滥设之风，并强制裁撤大量书院，仅在乾隆六年（1741年）就裁撤170多所。对于在隐居于书院里主导清议、遥制朝政的“儒贤”“山林”，英祖也不再像肃宗那样予以优待，削弱他们在政治上的话语权。英祖在位52年间，只新设了20所书院，朝鲜的书院从此走向衰落。

英祖年间，印刷业空前发达，刊行了大量书籍，其中有他自己写的《御制警世问答》《御制警世编》《御制百行源》《御制小学指南》《御制祖孙同谱》《御制孝悌劝谕文》，他将这些作品翻译成谚文，以教化百姓。

英祖进一步弘扬“尊周思明”的意识形态，他认为朝鲜才是明亡后唯一传承中华文化的“干净之地”，为此感到自豪，强调“一隅青邱，大明犹在”“皇朝日月，我东大明”。他将明太祖和崇祯帝增加到原先只供奉明神宗的大报坛中，并安排徐达、李如松、范景文分别从祀三皇，并规定不仅有每年三月的春享大祭，还须在三皇登极日和忌日行望拜礼，他至少14次亲自主持春享大祭，并常年坚持在三皇忌日行望拜礼。英祖还命令将汇编明朝皇帝诏敕的册子的题目从《风泉录》改名为《追感皇恩录》，并且把保管明朝诏敕的“钦奉阁”改名为“敬奉阁”。崇祯殉社二甲子之际，英祖为表哀悼之情而一个月不穿吉服、不奏音乐，并吃三天素食。

此外，英祖在乾隆十九年（1754年）将明朝汉人后裔从“向化人”（泛指归化朝鲜者，包括女真、日本人后裔）中分离出来，称为“皇朝人”，并命令各地收集名单，编为《华人录》，永久蠲免名单上的“皇朝人”及其子孙的徭役。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即崇祯殉社二甲子之际，英祖以朝鲜抗清忠臣后裔及“皇朝人子孙”为对象，开设“忠良科”，录用其中的人才。在参拜大报坛时，英祖也让抗清忠臣后裔与“皇朝人子孙”参班随祭，并委任“皇朝人子孙”为大报坛守直官。

有观点认为，英祖之所以如此执着于“尊周思明”，不仅仅是出于他个人对明朝的感情，更含有他想借助明朝皇帝的权威来强化自身权威、通过自己对明朝皇帝的效忠来鼓励朝鲜臣民对自己效忠的意图。不过，英祖并不会因尊周思明而破坏与清朝的关系。当时很多儒臣对朝鲜宗庙、文庙祭享祝式中使用清朝年号不满，要求改用崇祯纪元后或干支纪年，均被英祖拒绝，并为此罢免了大司宪金善行、大司谏权噵。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有个叫金若行的儒臣上疏，认为如今中国无主，朝鲜独保正统，因而请求英祖称帝，用天子礼乐，结果被指为“托以尊周，欲启邦衅”，英祖将他贬为庶人，流放黑山岛，一年后才释放。

朝鲜王朝的身份制度是“一贱则贱”的从父从母法，只要父母双方有一方是贱民，则孩子也是贱民。雍正八年（1730年）十二月，英祖下令实行奴婢从母法，只要是良妻所生之子就是良民。此举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政府控制的良民数量，同时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奴婢解放运动。

英祖是一位庶出国王，他着手改革朝鲜王朝特有的庶孽禁锢法，提高庶孽地位，响应当时的“庶孽通清”（允许庶孽出任清要职，即台谏一类的“清职”和参上官以上的“要职”）运动。他首先在《续大典》中宣布革除庶孽纳米赴举法，允许庶孽无条件参加科举考试。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破天荒地起用几名庶孽为司宪府持平和司谏院正言，开启庶孽通清的先河。这项举措被他列入“六大事业”中的“叙众”，认为是柳子光以来首次提拔庶孽到重要职务。

英祖先命奴（男奴）身贡减一匹，婢（女奴）身贡减半匹，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正式免除所有婢贡（女奴身贡）。英祖认为此举是恢复箕子旧法和古代的租庸调制，故称为“复古”，列入“六大事业”中。

英祖在位前期，朝鲜不少人认为满清百年大限将至，清朝失去中原、逃亡宁古塔时，必将波及朝鲜，“宁古塔败归说”依然盛行。在这种危机感的驱动下，英祖不断强化国防。雍正十一年（1733年）修筑平壤中城；乾隆九年（1744年），修筑江都外城。不仅如此，还吸取丁卯之役、丙子之役以山城为主的防御体系的弊端，重视在贼路要冲打击敌人，从鸭绿江、图们江边到内地，形成了从江边把守、烟台到沿边镇堡，再到岭路、隘口的设施及内地镇堡的相对完备的关防体系。

英祖依然延续对清朝的事大政策，丝毫没有懈怠对清朝应尽的礼数。不仅自己即位，王妃、世子、世孙册立时都要通报清朝，请求册封。镇压李麟佐之乱这种内政也要上报清朝。英祖两任王妃都无子，按清朝礼法，王妃五十岁以上无子才可立庶子为嗣，但清朝都爽快批准册封世子的请求。一方面是清朝有意施恩朝鲜，另一方面，朝鲜与出仕清廷的朝鲜俘虏后裔金常明、金简（乾隆帝淑嘉皇贵妃之兄）等保持密切关系，请他们疏通帮忙，所以不致横生枝节。朝鲜的请求基本都能得到清帝批准，也再没有肃宗朝那样对国王议处罚银的事端。雍正帝即位后，免除朝鲜布八百匹、獭皮百张、青鼠皮三百张、纸二千卷的贡物；乾隆帝亲书“式表东藩”四个大字赐给英祖，反映出两国关系的融洽。

不过，英祖时期的朝鲜和清朝之间仍然存在外交纠纷。首先是边界问题。雍正五年（1727年），数百名清人进入朝鲜境内开采人参，与朝鲜官兵发生冲突，造成5名朝鲜人死亡，雍正帝处死了郭连进等越界清人，并授权朝鲜国王逮捕越界清人，如果清人拒捕，朝鲜的官兵可处死他们。这道“雍正皇旨”成为此后朝鲜对国境问题采取更强硬态度的依据。雍正九年（1731年），盛京将军那苏图提议在鸭绿江口的莽牛哨设汛驻防，以解决偷渡问题，雍正帝指示先征求朝鲜的意见，朝鲜出于对清朝的防范与警惕，以边境人口增多的话容易反而助长越界为借口，请求清朝放弃莽牛哨设汛计划，得到雍正帝许诺。乾隆十一年（1746年），盛京将军达尔党阿再提莽牛哨设汛，并提出开垦边界的计划。朝鲜再次请求清朝中止这个计划，乾隆帝虽然看出了朝鲜防备清朝的心思，并对朝鲜有所不满，但出于怀柔属国的政策，还是以朝鲜“世戴国恩，甚属恭顺”为由接受了朝鲜的请求。此后直到同治年间，鸭绿江西岸都处于荒置状态。

其次是贸易问题。肃宗年间，朝鲜实行禁参政策，对清贸易全部由白银支付。到了英祖年间，由于从日本输入朝鲜的白银减少乃至停止，朝鲜户曹岁入白银大幅下降，从英祖初年的3万两以上一直降到英祖末年不足千两。在银两缺乏的情况下，朝鲜为了维持对清贸易，于乾隆十年（1745年）允许栅门后市贸易中使用毛皮、纸张、海带等杂物交换“唐物”（清朝商品），三年后允许使臣携带杂物至北京会同馆贸易。即便如此，朝鲜还是难以避免对清贸易的严重逆差和白银外流，因此英祖以打击奢侈之风为名，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下达“禁纹令”，即禁止从清朝输入有花纹之绸缎（除君臣礼服所必需的纹样外），如有犯者，枭首示众。由于绸缎是朝清贸易的大宗商品，所以此举对朝清贸易及两国商人都是一大重创。朝鲜商人因无利可图而纷纷放弃对燕行使团的资助，英祖不得不想出由政府出资让译官买清朝毡帽等办法来补贴使团之类的办法，但收效不大。

英祖时期，清朝正在修《明史》，朝鲜也很关心其中对朝鲜的叙述。雍正四年（1726年），燕行使书状官赵文命提到清朝正在编修的《明史》草稿中有“诬蔑圣祖之言”，即将仁祖反正定性为“篡夺”，于是英祖遣使辨诬，在金常明的协助下，清朝进行了一些改动，并允诺在修成《明史》后将李倧的部分给朝鲜看。雍正八年（1730年），朝鲜又发现《明史》草稿中称朝鲜太祖李成桂篡国自立，于是又遣使辨诬，依然在金常明协助下如愿以偿。雍正十年（1732年），雍正帝应朝鲜请求，颁赐《明史·朝鲜传》誊本，乾隆帝又于乾隆四年（1739年）向朝鲜颁赐殿本（终刊本）《明史》。尽管英祖对《明史》中李成桂“自立”的叙述不满，但想到朱熹写刘备也是“自立”，所以最终还是接受了《明史·朝鲜传》的相关叙述。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英祖发现清朝人朱璘写的《明纪辑略》和陈建写的《皇明通纪》中有李成桂是李仁任之子以及李倧篡位等内容，于是遣使辨诬，因两书在清朝已被禁毁，故英祖主要惩办买卖、阅读这些书的朝鲜人，牵连被杀者近千人，史称“诬史之狱”。

英祖跟之前的孝宗、肃宗一样，也是一位具有强烈反清意识的国王，他年年接见从清朝返回的燕行使时，都翘首盼望“河清之报”（满清灭亡、中华恢复的消息）。他在位前期，正是朝鲜所坚信的“胡人无百年之运”的大限将至的时期，正好雍正帝在西北对准噶尔的战事失利，一时朝鲜盛传准噶尔（西鞑）将取代清朝，而清朝败退宁古塔势必危及朝鲜。如雍正十年（1732年）司宪府持平南泰良上疏称“盖今胡运之穷，不十数年可决，而蒙古强盛，异时吞并，必至之理也”。英祖也深信不疑，甚至一度听信传言，以为准噶尔即将兵临朝鲜，准备躲进江华岛。英祖一面加强军备，一面在司译院设“蒙学聪敏厅”，在杂科中开设蒙古语考试，并从北京购买蒙古语教材，以便将来清亡时应对准噶尔。然而，朝鲜并没有等到清朝崩溃，相反不得不面对清朝日益强盛的事实，于是英祖慨叹：“瞻彼中州，黄河无可清之期矣！”不过，朝鲜对清朝的心态也开始出现变化，对清朝的正面评价越来越多，从乾隆三十年（1765年）洪大容结交“古杭三才”（严诚、潘庭筠、陆飞），朝鲜与清朝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密切，并孕育出呼吁向清朝学习的“北学派”。到英祖之后的正祖年间，朝鲜才基本克服了对清敌意和危机意识。

英祖分别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和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先日本派过两次通信使，分别祝贺德川家重和德川家治袭征夷大将军之职。其中第二次通信使赵曮从日本对马岛引进了红薯，成为日后朝鲜救荒的重要食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英祖年间，17世纪曾繁荣一时的朝日贸易急遽衰落。原因在于日本输出朝鲜的首位商品白银的质量下降，江户幕府也限制对马岛对朝鲜的白银输出额，至乾隆十九年（1754年）完全停止。同时，日本国内的蚕丝及人参生产不断兴旺，导致对朝鲜的绸缎与人参需求减少，加之中日直接通商以后，朝鲜转口贸易地位日益下降，因此朝日贸易在英祖年间迅速衰落。同时，英祖为了打击奢侈之风，禁止从釜山倭馆买日本珠，也助长了日朝贸易的衰落趋势。

康熙六十年（1721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还是王世弟的英祖因向景宗揭发宦官朴尚俭等的恶行而遭到朴尚俭等陷害。朴尚俭封锁了英祖出东宫问安所必经的清晖门，并打算起草备忘记（王命的一种形式），废黜王世弟。英祖的亲信宦官张世相赶来告知李昑，英祖见自己出不了门，无能为力，便煎了两副毒药，准备与时为世弟嫔的贞圣王后一起喝下，以免生前受辱。贞圣王后劝英祖找金大妃（仁元王后）求救，英祖同意。东宫侍讲院说书宋寅明正在值班，得知英祖夫妇准备去找大妃后，说平时问安所经路上有伏兵，不可走，清晖门又被关闭，于是便托着英祖夫妇越墙抄小路到大妃殿。此时是二十三日清晨，大妃刚起来梳头，就接到英祖夫妇的当面哭诉，大妃勃然大怒，丢下梳子，还没梳好头就和英祖一起到大造殿，看到朴尚俭等人正在写废世弟备忘记，英祖上前捉其袖，夺走备忘记，朴尚俭则拿住备忘记另一端，最终把备忘记撕碎。随后大妃下旨干预，终于使朴尚俭等被惩罚，英祖亦转危为安。

传说英祖为了推行荡平政策，而推出了一道“荡平菜”。该菜由四种不同颜色的食物组成，一般由绿豆凉粉、炒肉、芹菜、紫菜等凉拌而成，象征老论、少论、南人、北人四色党派。英祖希望通过这道菜促使四色党派团结起来，协助自己的荡平政策，不要再执着于朋党之争。

据英祖的儿媳惠庆宫洪氏所撰的《恨中录》一书记载，英祖不喜欢思悼世子与和协翁主，偏爱和顺翁主与和缓翁主。据说，英祖在见自己偏爱的和顺翁主和和缓翁主之前总是会换上干净的衣服，相反在与思悼世子见面时会把清洗耳朵的水倒入和协翁主的后院里，公开表现出厌恶之情，就连和协翁主的夫婿永城尉申光绥也为英祖所厌恶。英祖问思悼世子“吃饭了吗”后，如果世子回答，英祖就会当场清洗耳朵并把污水倒向和协翁主住所的广窗。因此，每当思悼世子见到自己的姐姐和协翁主，他都会开玩笑地说：“我们是替他（英祖）接收霉运的人。”

但2016年在韩国京畿道南杨州市出土了英祖御制的和协翁主墓志，字里行间饱含英祖对先于自己离开人世的和协翁主的殷切思念之情，与《恨中录》所记载的父女关系有所不同。

英祖晚年，常命弘文馆或承政院的官员给他读古书，以消遣时日。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月十六日夜，英祖在庆熙宫集庆堂听官员们给他读《史记》，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当承政院记注官康文祥读到鲁仲连传中“而母婢也”四字时，正在酣睡中的英祖突然醒来，用手拍地说：“是谁那么大胆子，敢读这四个字传到我耳朵里！”康文祥马上住口，其他侍臣也都心惊胆战。这时世孙李祘说道：“臣始终在这里，没听到这四个字。他也没读到这里。”英祖坚持说他听到，侍臣们则以世孙说没听到为由表示没听到，于是英祖才怒色稍解。

诸臣退出后，英祖又入睡，醒来后于五更再将在场诸臣叫到集庆堂，让他们解释清楚，康文祥称之前英祖醒来时他读到的是“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一句，英祖不信。承政院假注书洪国荣请求自己继续读，至“而母婢也”四字就不敢读下去，并对英祖说这四字已被墨水抹去。英祖发现《史记》上这四字果然已被抹去，被迫承认康文祥没有读到这句，自己是在梦中听到的，并下令将其他所有《史记》书上“而母婢也”四字都抹掉，“使此等悖说自消于宇宙”。英祖的母亲出身低微，即位后的逆党造反时又常引用这句话，所以英祖才如此忌讳。

英祖生前曾说他对宋英宗的一件事很有共鸣，宋英宗从藩邸入宫时，没带什么行李，只带了一些书，临行时对家人说：“谨守吾舍，上有适嗣，吾归矣！”英祖说他当初被立为王世弟时，也只带了一些书入宫，心境与宋英宗当时基本相同，所以他希望得到“英”字作为庙号。英祖死后，正祖询问如何为祖父上庙号时，领议政金尚喆说大行王生前常留意于英字，故选取英字作为庙号。

英祖是朝鲜王朝最长寿的国王。英祖平时非常重视保养，认为自己的健康秘诀是“人参的精气”，在72岁一年时间里就吃了20多斤的人参。此外他在饮食方面也有独特之处，和喜欢肉食的世宗大王不同，英祖连白米饭都嫌弃，反而喜欢吃清淡的素菜和大麦饭。他没有像其他国王一样每天吃5顿，而是只吃3顿，由此得以延年益寿。

（以上参考资料）

《列圣御制》中有20卷收录英祖的作品（第18—37卷），共有831首诗、691篇文章传世，数量仅次于其孙正祖。

英祖和贞纯王后合葬于元陵，位于韩国京畿道九里市的东九陵。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贞圣王后去世后，下葬于高阳西五陵中的弘陵，本来英祖也预定下葬于此，因此采取“虚右”的建造方式，但有人提出弘陵位于敬陵（朝鲜德宗陵）的“火巢”内，不适合埋葬，于是英祖改到他母亲淑嫔崔氏的墓地昭宁园附近，但又有人说风水不宜，遂迁至孝宗宁陵旧址，定号“元陵”。而贞圣王后陵位右侧的英祖原定陵位则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