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的“无为而治”结束于显德三年（956年），此后他开始全面深化改革，巩固高丽王权。关于王昭为何突然开始改革，一种看法认为他即位之初依靠功臣、豪族的做法到底还是不能起到巩固王权的效果，所以他不得不采取主动对策；另一种看法则认为王昭从一开始就决定全面改革，他所采取的稳健政策的背后是在暗中积蓄力量，时机成熟就利剑出鞘。这一年，王昭下诏施行“奴婢按检法”，将被豪族非法掳为奴婢的良人予以解放，这对豪族的势力无疑是一大打击。显德五年（958年），王昭下诏举行科举考试，开科取士，吸收更多人才加入统治集团，以从政治上稀释豪族势力。显德七年（960年），王昭定百官公服，以开京为“皇都”、西京为“西都”，建年号“峻丰”，他甚至还可能采用了“皇帝”的尊号。

王昭推行如此大刀阔斧的王权强化举措，与他任用中国人双冀是紧密相关的。双冀是后周武胜军节度巡官、将仕郎、试大理评事，显德三年（956年）随加封使薛文遇来高丽，因患病而滞留高丽，王昭与之接触后深感其才可用，遂挽留他并任命为元甫翰林学士，委以重任。正是这一年，王昭启动了他的改革事业，而科举制也是在双冀的建议下实行的。当时从中国来到高丽做客卿的显然不止双冀一人，比如双冀的父亲双哲听说儿子被重用，便投奔高丽，被拜为佐丞；南唐泉州人蔡仁范来高丽时被王昭挽留，封官赐地；当时的翰林学士王融也可能来自吴越国。王昭对这些“投化汉人”待遇非常优渥，乃至夺取臣僚第宅及女子给他们，引起徐弼等高丽大臣的不满。可见王昭任用双冀等中国人，一方面便于导入了中国制度为他加强王权服务，另一方面也起到牵制和削弱功臣、豪族势力的作用。

王昭从显德三年（956年）到峻丰元年（960年）间强化王权的举措无疑会损害功臣、豪族的既得利益，宫廷气氛再度波云诡谲。峻丰元年（960年），评农书史权信告发大相俊弘和佐丞王同谋逆，王昭贬黜二人官职。此后十多年间，王昭鼓励告密，屡兴大狱，展开了对功臣、豪族的清洗，统治阶层人人自危。史称：“自庚申（960年）至乙亥（975年）十六年间，奸凶竞进，谗毁大兴，君子无所容，小人得其志，遂至子逆父母，奴论其主，上下离心，君臣解体，旧臣宿将，相次诛夷，骨肉亲姻，亦皆翦灭”。就连曾作为他的“幸臣”的崔行归也难逃一死。此外，功臣朴守卿因其三子蒙受冤狱而气死，崔知梦也被王昭随便找借口而放逐。在王室内部，王昭异母弟东阳君王垣（孝隐太子）因涉嫌谋反而被赐死，惠宗与定宗的独子均被王昭杀死，就连王昭唯一的儿子王伷也饱受猜忌，朝不保夕。王伷接替王昭继位后，所释放的蒙冤入狱者就达数千，还不包括已被处死者，王昭在位后期的恐怖政治的程度可见一斑。

随着王昭对功臣、豪族的不断肃清，他的安全感也日益降低，于是大规模扩充侍卫军。崔承老称：“光宗信谗，诛责将相，自生疑惑，增益军数，简选州郡有风彩者入侍，皆食内厨，时议以为繁而无益。”另外，他还于峻丰四年（963年）七月创建归法寺，多次举行法会、斋会，热衷佛事，笼络均如、坦文等高僧大德，企图利用佛教势力以博得民心、对抗豪族。

开宝八年（975年）五月二十三日，王昭去世，在位二十六年，享年五十一岁。死后庙号光宗，谥号大成，后经累朝加谥为“弘道宣烈平世肃宪懿孝康惠大成大王”，葬于松岳北麓之宪陵。太子王伷继位，是为景宗。

王昭统治时期的主要课题就是削弱功臣、豪族势力，强化以国王为顶点的中央集权制。他在位前7年，韬光养晦，不露锋芒，常读《贞观政要》，修习帝王之学。在此期间，他的政治举措就是于乾祐二年（949年）八月命大匡朴守卿等考定开国以来有功役者，分为四等，四役者赐米25石，三役者20石，二役者15石，一役者12石。

显德三年（956年）以后，王昭开始推行以强化王权为目标的改革。从顶层来看是抬高国格，他先后使用了“光德”、“峻丰”两个独立的年号（一说“峻丰”年号是为避太祖王建、世祖王隆之名讳而改正的宋朝“建隆”年号，谈不上高丽自己的年号），显示高丽国的自主性，并称开京为“皇都”、西京为“西都”，甚至可能对内自称“皇帝”。不过他只是每逢中国改朝换代时建元，一旦中国政权稳固就取消年号，可以看出他的局限性。

王昭采纳中国人双冀的建议，于显德五年（958年）五月开科取士，亲登威凤楼放榜，赐崔暹等及第。据说首次科举时还出现了“玄鹤来仪”的祥瑞。科举施行一时传为盛事，即使是愚夫愚妇也以科举为荣，勉励子弟好好读书应试。对于王昭而言，科举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扩大了他的统治基础，冲击了豪族支配体制。他十分重视科举选拔的文人学士，连日召见他们，甚至谈论到深夜，并与他们饮酒赋诗。他在位时一共举行了8次科举考试，取士39人。进士科的考试内容起初是诗、赋、颂及时务策，峻丰元年（960年）只考诗、赋、颂，乾德二年（964年）恢复时务策。王昭行科举，使高丽“文风始兴”，科举考试在朝鲜半岛延续近千年，直到朝鲜王朝末期的“甲午更张”才宣告废止，可见这是王昭影响最为深远的举措。

高丽初年，服制未定。显德三年（956年），王昭强调官服要遵从中原制度。峻丰元年（960年）三月，制定百官公服，将官员分为紫衫、丹衫、绯衫、绿衫四等，从而规范了朝臣等级，整合了统治秩序。

王昭统治时期，还对高丽的官制进行了部分调整。当时高丽虽设有“十省四部”，但实权机构只有广评省（相当于中国的门下省），军权则集中于徇军部，这些都是豪族垄断中央政权的重要渠道。峻丰元年（960年），王昭下令改徇军部为军部，改内军为掌卫部，将兵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缩小广评省权力，提高内议省（相当于中国的中书省）权力，为高丽成宗时的全面官制改革奠定了基础。

王昭强化王权的举措显然会招致功臣、豪族势力的阻挠，这种尖锐的矛盾发展为大清洗，即王昭在峻丰元年（960年）起到去世的十多年间所施行的恐怖政治。在王昭的许可下，告密之风大盛，奴婢告发主子、儿子告发父亲如家常便饭，以致监狱人满为患，王昭不得不另设临时监狱（假狱）。大量无辜者被冤杀，很多连宗族都无法保全，人人自危，不敢偶语。王昭对功臣诛戮尤甚，到他死后，剩下的旧臣不过40余人。王昭的恐怖政治给豪族势力造成致命打击。太子王伷即位后，立刻进行拨乱反正，豪族势力又有所恢复，但再也无法对王权构成威胁了。

在经济上，王昭在即位当年就命元甫式会、元尹信康（元甫、元尹均为官阶名）等定州县岁贡之额。同时，他开始派量田使前往各地丈量土地。王昭还于开宝六年（973年）十二月颁布奖励开垦陈田者的法令。通过这些经济举措，王昭确保了高丽国家的税收来源，更为景宗朝颁布田柴科制做了重要的准备工作。

此外，王昭还于显德三年（956年）实行“奴婢按检法”。罗末丽初大乱时，许多百姓在战乱中被俘为奴，太祖王建本来想释放奴婢，但害怕触动功臣既得利益，没有实行。王昭正式付诸实施，功臣们都敢怒不敢言，只有大穆王后大力进谏劝阻，王昭不听。于是高丽的奴婢们扬眉吐气，告发主人，这对功臣、豪族势力又是一个沉重打击。

峻丰四年（963年），王昭设“济危宝”，作为救济与治疗贫民的福利机构。

王昭采取崇尚佛教的文化政策。他本人对佛教的笃信可以从光德四年（952年）秋他在发愿抄写《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时所撰的题记窥见：“菩萨戒弟子高丽国王王昭，以我国光德四年岁在壬子秋敬写此经一部。意者昭谬将冲幼，获嗣宗祧，机务既繁，安危所系，是以每倾心于天佛，因勤力以祈求，所感必通，事无不遂，故欲报酬恩德，辄有此愿。谨记。”他在位时，实行僧科制度，确立僧阶僧职。相对于当时流行的禅宗，王昭更偏爱华严宗，在他创建的6个寺庙中，可知宗派的4个中就有3个属于华严宗。华严宗僧侣均如也极受王昭宠信，后期均如失宠，王昭重用惠居、坦文等僧侣，先封惠居为国师、坦文为王师，开宝七年（974年）惠居圆寂，坦文接任国师，翌年三月，坦文圆寂，王昭也在两个月后去世了。

王昭杀人如麻，为了消除罪业，于是经常举行佛事。他有时设毗卢遮那忏悔法，有时在毬庭给和尚施斋，有时在归法寺设设无遮水陆法会，每到佛诞日就给僧侣施斋，有时将道场的饼果拿出去施给乞丐，并一年四次遣使者放生，并在放生处寺院开讲佛经。他还禁止杀生，御膳中的肉类都不让御厨宰杀，而是从市场购买。他甚至下令全国臣民忏悔，让他们担负谷、柴炭、蒭豆施与路人。在王昭的崇佛政策下，许多乞丐与罪犯化装成僧侣混入斋会，可见佛事规模之大。

王昭统治时期还模仿中原制度，开设史馆，编纂《三国史》（已亡佚）。

王昭延续对契丹的敌对与警戒政策，不断在北部边境筑城，他在刚即位的光德二年（950年）便修筑了长清镇和威化镇，后陆续在清川江流域修筑了13镇，同时在东北面修筑了长平、博平、高州等城镇。筑城一面是防御契丹和女真的侵入，一面也巩固了新开拓的北部领土。

王昭统治时期，中原主要历经了后周和北宋两个王朝，王昭继续维持太祖王建以来的事大政策，从光德三年（951年）起多次遣使向后周、北宋朝贺、进贡。后周使臣王演、吕继赟在广顺三年（953年）册封王昭为“特进、检校太保、使持节、玄菟州都督、充大义军使、兼御史大夫、高丽国王”。显德三年（956年），后周又派薛文遇等加封王昭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后周为统一中国，需要大量的铜，因而在显德五年（958年）派水部员外郎韩彦卿、尚辇奉御金彦英带着数千匹帛来交换铜，王昭也在翌年遣使献铜五万斤以及紫白水精各二千颗。

北宋建立后，王昭于峻丰三年（962年）冬派遣广评侍郎李兴祐等出使宋朝，翌年宋太祖赵匡胤赐王昭“推诚顺化守节保义功臣”之号，加食邑七千户，无奈册命使时赞一行遭遇海难，淹死90多人，只有时赞活着到了高丽，王昭予以厚待（中方则记载时赞为出使宋朝的高丽使节），直到开宝五年（972年）徐熙朝贡宋朝时才将此封号带回高丽。有人认为：“光宗所实行的外交政策，总是旨在与主宰中国内地的国家结盟，保持亲密的友好关系，借助称霸中国内地者的力量，按照父王太祖的遗志，征伐契丹并打垮之。”

王昭统治时期还与江南割据政权吴越国保持着以佛教为纽带的往来。吴越王钱俶听从天台宗僧侣义寂之言，于峻丰元年（960年）遣使致书王昭，以五十种宝向高丽求取教典。翌年（961年）王昭遣僧侣谛观奉诸教籍来到吴越，同时告诫他必须先考验吴越僧侣，如果吴越僧侣水平低，就不给他们佛教典籍，结果义寂令谛观大为折服，谛观不仅赠送了佛教典籍，还在其门下学习天台宗教义，回国后著有《天台四教仪》一卷，产生很大影响。王昭还曾阅读吴越国西府永明寺（今杭州净慈寺）僧侣延寿所撰《宗镜录》一百卷及诗偈赋咏千万言，心生敬佩，遣使致书叙弟子礼，并致送金缕袈裟、紫晶数珠、金澡罐等。高丽和尚智宗等三十六人也先后来到吴越，亲承印记，归国后传播法眼宗。

高丽和南唐（后改称“江南”）一直保持着往来。王昭继位后，于光德四年（952年）派陈参出使南唐。此外还曾派张晋公出使南唐。显德六年（959年）十月，南唐亦派章僚出使高丽。此外，名义上隶属于南唐的泉州割据势力陈洪进也曾于乾德八年（970年）派持礼使赴高丽。

太祖王建曾试图与日本交往，被日本拒绝。王昭在位时期，虽未能在对日关系上取得进展，但也有所接触。开宝六年（973年），高丽南原府使咸吉兢、金海府使李纯达曾来到对马岛，传达牒文，大宰府将此事报告平安京朝廷，日本朝廷决定回送报符。开宝七年（974年），日本藏人所出纳国雅被任命为高丽国交易使，带着货物与高丽人贸易，购买了马匹等。

相传神明顺成王后刘氏在生王昭前做了“殊梦”，所以太祖王建发愿请求高僧坦文施展法力，让刘氏诞生一个“玉裕之英姿”的儿子。坦文日夜祈祷，果然刘氏生下一子，果然“日角奇姿，天颜异相”，这就是王昭。

《高丽史》中曾记载王昭以开京为皇都之事，未记载他称皇帝。但在高达寺元宗大师慧真塔碑阴记中则有如下铭文：“乾德九年岁次辛未十月二十一日于元和殿开读《大藏经》时，皇帝陛下诏曰：‘国内寺院唯有三处只留不动，门下弟子相续住持，代代不绝，以此为矩。’所谓高达院、曦阳院、道峰院，住持三宝，须凭国主之力，所以释迦如来出世，道佛法付嘱国王大臣。是以我皇帝陛下情深敬重释门妙理，共结良因，轨矩恒流。”从碑文中“皇帝陛下”的用语可以推测王昭在国内私自使用“皇帝”的尊号，此外高丽景宗、高丽靖宗时亦有佛教铭文称高丽君主为皇帝。

王昭统治后期奉行恐怖政治，鼓励告密，就连他曾宠信的僧侣均如也未能幸免。开宝年间，归法寺僧侣正秀向官府告密说归法寺住持均如有“异情修行”，官府上报王昭，王昭闻讯大怒，召见均如，宣称要处死他，均如吓摊在地，王昭有所后悔，便命两名医官扶均如到归法寺，后又命承宣薛光去慰问。这天晚上王昭梦见身高一丈多的神仙压在寝殿对他说：“大王信肤诉之事，凌辱法王，故必有不祥大起！”王昭惊醒后浑身是汗，果然第二天松岳北麓的几千株松树无风自倒，王昭认为是“凌辱法王”所致，大为后悔，立刻举行消灾道场，并反坐正秀及其俗兄，将二人斩首于市。

王昭是高丽第一位近亲结婚的君主。他的王后皇甫氏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姐妹，而后宫庆和宫夫人林氏则是他同父异母的兄长惠宗的女儿，是他侄女。关于这一问题，韩国学界多有探讨。一般认为高丽王室的近亲婚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担心王室之女与他姓豪族联姻会造成王室势力的分裂，惠宗将其长女嫁给其同父异母之弟昭的用意就在于巩固王族势力；其二在于早期王建与各地豪族联姻所生子女再相互联姻，从而构成双重的姻亲关系，这不仅可以巩固王室势力，而且还使王室始终处于这种婚姻关系网的顶点；其三在于维护王室血统的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