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3-30 13:36
阮秉谦生于黎圣宗洪德二十一年（1491年），海阳省永赖县（今海防市郊永保县）中庵乡人。出身封建贵族家庭，生长在越南封建制度开始发生危机的时期。他学识渊博，曾师从于榜眼梁得朋（Lương Đắc Bằng）学习儒学，长期无意仕途，1535年（45岁时）才参加莫朝的科举考试，连中三元，考中状元。在莫朝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升吏部尚书，爵程国公。由于他是状元，因此民间称他为程状元（越南语：Trạng Trình/状程）。
1542年，由于上疏请诛18奸臣被朝廷驳回，愤而辞官回乡，教授儒学。他以老子的“无为”思想作为处世哲学，认为世事之浮沉乃必然，谁也无法改变，只有“等待时机，因时制宜”。冯克宽（外交官）、梁有庆（Lương Hữu Khánh）、阮屿（Nguyễn Dữ，《传奇漫录》的作者）都是阮秉谦的学生。
在南北朝动荡的年代，阮秉谦成为了各路势力的拉拢目标。随着莫朝在内战中的垮台，阮主和郑主分别控制了越南的南北部，郑检和阮潢在争权夺利中都曾征求过他的意见。对于郑主，阮秉谦建议他重建后黎朝并挟持黎皇号令天下；而对于阮主，他则建议在未开发的越南南部地区建立一个根据地。郑检和阮潢都听从了他的意见，使得双方的政治和军事实力达到了互相抗衡，并持续了200年之久。1585年（莫朝延成八年），阮秉谦对皇帝莫茂洽说：“他日国有事故，高平虽小，可延数世福。”1592年郑松攻陷升龙之后，莫朝果然偏安于高平。如此高明的建议，使得阮秉谦拥有了能够预知未来的智者的名声，被今人称作“越南的诺查丹马斯”。其著名的著作《程状谶》（Sấm Trạng Trình）就是其所作。在这篇著作里暗示了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十分神秘。
阮秉谦颂扬“安闲”的思想，“高洁谁为天下士？安闲我是地上仙！”是他的名句。反映了当时一些儒生愤世嫉俗，不满现状，要求过清高的隐居生活的心理。他的思想糅合了儒家学说与老庄思想，溯源《易经》，阐述太乙之理，在越南十六世纪的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他一生著述颇多，撰有汉字与喃字诗文千余篇，收入《白云诗集》和《白云国语诗集》，他的哲学思想贯串于这些诗文之中。他的诗文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当时腐朽的社会，批判了丑恶的世俗，在越南的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儒家、道家思想的兼融，形成了阮秉谦独特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他的宇宙观主要是在宋代理学的基础上发展形成起来的。理学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哲学。它以儒家“圣人”为最高标准，提倡理想境界，不借助于宗教信仰，而认得现实生活、道德精神的意义，充分相信人生的意义，提倡人的精神自觉，力求在现实生话中实现崇高的精神境界。理学有不同的学派，阮秉谦受到北宋邵雍的影响很深。邵雍采用道教“先天图”的理论，以数的关系组构了自然界和历史发展内在的世界图式，用数来说明天地万物的形成和变化。邵雍按照象数，把天地从始至终的过程区分为元、会、运、世，以此为宇宙历史的周期，一元十二会，一会三十运，一运十二世，一世三十年。认为世界的历史以此为周期，由兴盛到衰亡，周而复始，循环不已。阮秉谦依据邵雍的原理，也认为世事之沉浮乃是必然，而且谁也无法改变，抗拒自然、社会的不停运动是徒劳无益，自投没趣。阮秉谦的诗“世事循环易更迭”，“各方变化岂由人”等就是这种实现的表露。阮秉谦所谓的“天理”、“天道”，主要是君臣父子等伦理道德，认为这是天下之定理，但也包含自然规律的内容。因此，阮秉谦的哲学思想基本上属于客观唯心主义，不过也包括一些唯物主义的因素，并带有朴素辩证法的色彩。
追溯阮秉谦这种思想形成的根源，既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又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阮秉谦是一种洋泾浜式的儒道杂糅的思想，然而，具有很大程度的现实性和社会意义。
阮秉谦从小受到父母亲儒家思想的熏陶，长大后又从师大儒士榜眼梁得朋，这种教育形成了他根深蒂固的儒家正统思想。阮秉谦的诗是哲理说教和人生经验的综合体。他的君臣父子观念极为明显，把“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妻之别”作为完善自身道德的必要规范，同时也作为治世妙方。他教导子女和人们，一切言行要合乎儒家道德伦理的人生态度，不要偏离“正道”。他的《责子》一诗，较为完整地宣扬这种思想。
阮秉谦学识渊博，但无意仕途，归隐后却又为朝廷服务。有诗云，“道非身外岂难寻，况又相期志气深。君父纲常自古在，孝忠誓不负初心。”这首诗在莫主莫福元的授意下写给阮倦的，让阮倦不要出兵攻打莫朝。从中不难看出阮秉谦维护儒家伦理纲常之心。阮秉谦思想是复杂的，他虽然不拒绝与各个封建集团来往，但他又不承认他们是正统的朝廷。他所向往的是一个“我贤君圣明”、“君民同太平”的黎朝。他希望能有尧舜那样的明君出世，“何年再睹唐虞治，偿了君民致泽心。”阮秉谦还具有重义轻利的儒家思想。他认为当时的越南社会生活中，人们追名逐利，日益被金钱所左右而丧失了固有的善良本性。对那种“现世常常重人财，一无所有谁容情”的现象非常厌恶。劝诫人们要“见利思义”，以善待人，遵循儒家的伦理道德。
阮秉谦认为，人们无法把握天地万物的变化规律，因此他主张“乐天”、“知命”，顺其自然，颂扬“安闲”。“安闲”是他人生观中的主要内容。这种思想也适应了当时越南社会士大夫阶层的生活要求。阮秉谦视名利为身外之物，认为“有名必有累”、“名利路上多荆刺”。但他一方面又提倡“等待时机，因时制宜”，应该采取顺事适时，因循自然，或出世或入世的态度。在他的思想中，认为尽管越南当时社会各派相争，纷乱复杂，但最终会否极泰来，重新走向繁荣昌盛。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人的能动作用，具有消极、悲观的思想。
以老、庄为代表的以“道”为法则的无为思想，在阮秉谦的哲学思想中具有一定的位置。道法自然，清静无为，保持无知、无欲、无争的状态，这是人性之“常然”道家伦理思想作为一种补充也融入了宋明理学当中，合成为封建阶级伦理思想的支柱之一。在越南16世纪黎末时期复杂、混乱的社会形势下，正统的儒家思想难于解释社会发生变乱时出现的各种社会现象。原有的伦理纲常已被破坏，谁也不能在混乱中安身自保，因此，一大批儒士文人选择了隐居不仕，拒绝加入恶的政治势力，以无为、超脱、清心、寡欲等思想作为精神安慰。阮秉谦正是这样的代表。他怀有“危时弘济”之心，却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政治理想。“不才误被衮龙褒，玩蔼区区谩自劳，实学未能孚士望，虚名空笑取时嘲。人荣簪紴同年友，我爱松筠脱岁交。谁是谁非休说著，青云争似白云高。”表现了他不慕虚名，不恋官场的清高心态。隐居后他寄情山水、诗文，“一锹一助一钓竿，悠闲不管他人趣。我愚我寻寂静地，他精他去喧闹处。冬吃豆芽秋食笋，春浴荷池夏沐塘。来到树下我饮酒，吾视富贵如梦幻。”
正是由于阮秉谦有这种儒道兼融、互补互用的思想的支撑，采取各派都帮策略，他同时为相互对立的南北两个朝廷服务，既为郑氏出谋献策，又为阮氏指明出路。客观上造成了越南南北对恃、二雄称霸的社会局面。也为这种局面的长期存在奠定理论基础。如此高明的建议使得阮秉谦拥有了能够预知未来的智者的名声。也形成了一种既不违背儒道思想又不让个人道德观念受到内心谴责的，并能让社会认可而得到人们传颂的，人世间少有的言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