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槻礼次郎因为“偶然”的机会两度担任首相（1926年1月30日—1927年4月20日，1931年4月14日—12月13日），可谓运气不错，况且他有呼唤好运气的“实力”。但是靠运气得到的政权并不是总能得到好的结果，要从欲望和权术的漩涡中成功地游出来必须具备有坚定信念支撑的“实力”，或者要有更好的运气。

若槻的运气确实很好。成功者的过去往往被美化，因此对若槻的评价也得打折扣地看。即便如此，仅进入大藏工作以后的经历也能充分反映出他运气之好。若槻原姓奥村，家境贫寒，后来给若槻家当了养子。为了享受免费教育，他报考陆军士官学校，但因身体不合格而落第。随后他通过了司法省学校考试，这座学校之后成为帝国高等中学，当时帝国高等中学的毕业生不用参加考试即可以直接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的若规槻以第一名的成绩完成了法律系的学业。试想，如果当初他进入陆军士官学校，那么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如果没进入司法省学校也不知道他能不能进入东京帝国大学。

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之后，他的好运气依然如故。当时他第一想进农商务省，其次想进内务省，结果都没能如愿，最后进了大藏省。他后来能两次担任大藏次官，并担任了第三次桂太郎内阁和第二次大隈内阁的大藏大臣，其在大藏省的工作经历是很重要的原因。期间他参加了立宪同志会的创建工作，宪政会成立后又与党首加藤高明共同行动，他之所以能担任加藤高明内阁内务大臣与此有很大关系。而且他在大藏省工作的几年时间里加藤高明一直是其上司。

加藤高明内阁值得大书特书的成果是制定并通过了普选法和治安维持法。这两个法案都是由内务省管辖，时任内务大臣的若槻发挥了很大作用。加藤高明首相于1926年1月21日病倒，1月26日若槻任代理首相。由于加藤高明要实现真正的政党政治，因此他要求后任者必须是政党党员。地位在若槻之上的币原喜重郎不是政党党员，所以只好由位居次席的若槻代理首相。28日加藤高明去逝，若槻作为临时首相率全体阁员总辞职。宪政会于第二天决定由若槻继任党首。

元老西园寺公望依照以前原敬死后由相同政党的高桥是清接任首相之先例，向天皇推荐由若槻担任首相。天皇在当天下达了命若槻组阁的旨意。第二天，即30日若槻完成组阁，保留了加藤内阁的所有阁员。他曾回忆说：“我的内阁首要任务是落实加藤内阁的政策，完成加藤的遗志。”丝毫看不出他自己的政治理念。当然这与因加藤去逝而中止的议会就要复会，所以不得不象紧急避难一样组阁不无关系。阁僚当中有的人是凭着与加藤的私人关系入阁的，各怀心思，所以组阁后不久阁僚当中就出现对他的批判和不满。

即使如此，若槻内阁在政友本党的合作下通过了预算案和一系列法律制度的修改。但随之而来的政争越来越激烈。大阪市搬迁松岛色情场所及刊登在日朝鲜人大逆犯朴烈与其妻拥抱的照片等事件都成为政党斗争的材料。在野党此时提出弹劾内阁决议案。若槻举行执政三党党首会议进行研究对抗之策，提出昭和天皇刚刚即位，尽早通过预算案才是最大课题，迫使在野党撤回决议案。改元问题也幸运地顺利完成（1926年12月25日改年号为昭和）。

若槻内阁面临的一大重要课题是制定金融恐慌对策。处理震灾支票问题是不可能回避的，由于震灾时开出的支票贬值，拥有这些支票的银行陷入经营危机。政府从保证金融信用出发提出对应之策，但是在议会审议时片冈直温藏相说错了话，使几家银行陷入停业状态。台湾银行由于资金周转困难要求日本银行（央行）融资，政府准备以宪法规定的紧急敕令形式加以处理，但枢密院以违宪为由否决了政府案。在野党也采取相同立场。若槻没有提出对抗措施，选择了内阁总辞职，使得经济进一步恶化。

政权移交给政友总裁田义一，若槻成为在野党的党首。之后若槻领导的宪政会与政友本党合并成立了立宪民政党。他以“同一个人不宜长期担任党首”为由，将新总裁的职位让给浜口雄幸。他不执着于权力的姿态再次为他带来好运，而实际上这完全是由于他缺乏领导能力。

浜口内阁一成立，若槻就被任命为伦敦海军裁军会议首席代表，于1930年代表日本缔结了裁军条约。浜口由于批准了这个条约而被指责为干涉统帅权，同年11年遭袭击负伤住院。虽一度恢复，但他在第二年4月将若槻叫到病床前，让他接任首相，若槻表示接受。元老西园寺公望在第一次若槻内阁成立不久就看清他能力有限，但此时认为不宜因恐怖主义事件而改换政权，于是推荐民政党新总裁若槻再次出任首相。政权幸运地再次找到他的头上。

如第一次组阁时一样，若槻提出“继承浜口内阁政策，完成浜口遗志”的口号。他在第二次内阁成立时对曾在上次内阁中对他表示不满的陆相宇垣一成说：“缺您一个人内阁就变样了，希望您能留任”。由此可见他完全没有作为领导人应具备的理念和前瞻性。作为浜口内阁的延续，他着手对财政、行政、税制三个领域进行整顿，对官吏实行减薪。

当时正值日本经济最不景气的时期，以军部为中心企图用武力打破这种局面的动向开始明显化。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和“十月事件”（1）表现出这种倾向。对于前者，政府的方针是不扩大事态，但事态发展到政府无法对当地军队进行控制，驻朝鲜的日本军队在没有圣谕的情况下参与进去。事后军部请求天皇予以追认，天皇表示如果政府不支出事件所花费用就不能认可，结果若槻向天皇表示政府愿支出有关费用。对越轨行为不处罚，反而予以事后追认，那么要领袖还有什么用呢？这种所谓的“宽容”直接招致十月未遂军事政变之祸，使军队更加为所欲为。

满洲事件不断扩大，若槻认为之所以不能控制军方是因为执政党只有民政党一党的原因，如果成立联合政权就可以应对了。于是他和与政界关系颇深的内相安达谦商量建立联合政权。由于受到其他阁僚的反对，若槻放弃了成立联合政权的念头，可是安达却已经开始摸索建立联合政权的可能性，若槻无法阻止他。最后内阁由于内部意见不统一而总辞职。

评论家马场恒吾曾在若槻刚当上首相时评论称其是“一个在人品与技巧上历代少有的首相”，不知以后他的这个评价改变了没有。但若槻确实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他的“等待政治”为世人所知，大概这也是他的人格魅力之一。明确地说，若槻有招来好运气的本领，但缺乏作为政治家和首相的实力。这种实力就是坚持信念，敢下决断，也就是作为政治领袖的资质。

1934年11月若槻辞去民政党总裁，第二年1月将职位传给町田忠治。成为重臣的若槻在之后陆相东条英机接替近卫文磨出任首相表示反对，认为此举会使美国误以为日本决心与美一战。他还曾直接向天皇陈述意见，反对日本对美开战，但在东条英机的阻止下没有进一步详细阐述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