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1-03-18 16:34
徐廷昌出身寒门，幼为孤儿，饱受寄人篱下、风餐露宿之苦，造就了他一生勤奋、厚道、慈善、刚直的品德。他为人坦诚豪爽，豁达大度，凡事不拘小节，见义勇为，有胆识，讲义气，颇孚众望。
清同治时，其父母因避兵燹羁留陕西关中，生廷昌于咸阳市。战乱平息，父母回归故里。廷昌7岁时，父去世，弟夭折，母再嫁，茕茕孑立。幸有远房祖父收为牧童，始有生路。25岁娶妻郭氏，贤惠有德，有“佛慈孺人”之称。生7男1女，90而终。
民国18年（1929年），西北饥荒惨烈，陇东尤甚。当地郭、杜绅士勾结土匪屈老头抢劫百姓，发时难之财。年正方刚的徐廷昌，挺身而出，邀邻村郝孝雄等人赴宁州府告状，为民请命。州府即派兵围剿众匪，捕捉了匪首，安定了地方，放粮赈济，救活民众。并将前任绅士革职，应民众请命廷昌任绅士。他虽目不识丁，却有过目不忘之才，深明大义，任职8年，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热心为民众办实事，博得众乡邻厚爱。
廷昌任绅士第二年（1930年），倡导办起了两所私塾，招收贫民子弟上学读书，为地方培养出了一批知识人才。1933年至1934年，廷昌两次组织民众筑建了阎岘子、搭岘，疏通了东西、南北车辆通道。清末，集市倒闭，周围50华里以内无集市，他联络8社知名人士，倡导建立了丁家嘴沟圈集市，因屡立不兴，移立段家堡，段家集由此得名，集市贸易至今兴旺不衰。廷昌主持修建的化沟庙玉皇楼上下3层，高3丈6尺，造形精美，翠柏掩映，堪称当地一景（毁于文革之中）。1933年，又主持修建了段家集庙，前后两殿、东西耳房、戏楼等20余间，立古历三月十五日庙会，成了群众传统的会期。廷昌组办的“社火队”，班底就设在自己家里，内容丰富，多姿多彩，颇受群众喜爱。
廷昌虽为一方绅士，乃为小康之家，周围邻居求助借贷，有求必应。穷人子弟结婚困难，或解囊相助，或按户分摊，自承债权。为人解忧排难，邻里感德赠匾两块，一曰“重高望寿”，一曰“慈悲有德”，故前清秀才石俊岳为其60寿辰作颂：“清而不骄心无渣，慈悲有德孚众望”。
1931年9月，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在合水县固城麻峪村整编后，在宁县盘克开展游击活动。1932年农历正月15日，徐廷昌在自己管辖的嘴头村见到了刘志丹同志。经过刘讲述革命道理，反复教育，徐对共产党、红军的性质、宗旨有了认识，从心里愿与红军合作共事。从此他与刘志丹游击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派人装扮成商贩、国民党军政人员，为游击队搜集情报，掌握敌情，使其及时、准确地捕捉富豪，筹措军资。而对象擒获后，廷昌又出面说情保释，被擒者对他感激不已。他为游击队筹枪4支、白洋布若干尺。成为名副其实的“白皮红心”人物。1934年冬，游击队给养困难，刘志丹传话给廷昌，要他为部队筹备越冬经费。廷昌慷慨受命，出卖自家原地20亩，购大烟土百余两，连夜让三子占荣送交游击队。在红色革命处于困难时期，他不避风险，捐资支军。他说：“共产党、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爱穷人，不欺民，我都不怕，你们怕啥哩！”在他的鼓励教育下，许多青年人主动接近游击队，逐步走上革命道路。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国民政府废除旧制，改绅士为保长。廷昌力辞公职，民众一再挽留，勉强由三子占荣接任保长。西安“双十二事变”，促成国共合作抗日，陇东划为八路军募补区，政权属国民党领导，抗日后方援助会（简称后援会）属共产党领导。廷昌支持占荣辞去保长职务，从事后援会工作。
1940年2月，合水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同年10月，陇东分区组织各县开明人士、社会贤达赴延安参观，徐廷昌和杨正甲应邀参加，见到了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领导，聆听教诲。返回后积极创办村学和农民夜校，做出了优异成绩。
1941年9月，合水县召开第一届参议会，实行“三三制”领导，徐廷昌以“开明绅士”当选县参议常驻议员，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及政权建设工作。
1941年11月6日至2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召开第二届参议会议，徐廷昌以合水县常驻参议身份代表全县人民出席会议，第二次见到毛主席，向毛主席汇报了合水建政工作，并与李鼎铭先生同组讨论。他在会上发言说：“我有7个儿子，准备上前线，政府要几个，我就给几个…… ”。博得与会者交口称赞。廷昌未食其言，先后送4个儿子（三子占荣、四子占祥、六子占国、七子占邦）参军参政。爱子占邦于1947年5月在西华池三楞嘴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3岁。
1944年11月11日至1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召开“文化教育工作会议”，廷昌以先进代表出席大会，第三次见到毛主席。一次与毛主席同桌就餐，因拣食遗撒在桌上的米粒，主席亲口赞曰：“此乃中国农民之美德也”，一时传为佳话。大会奖给他“热心办学”奖状（六子占国珍藏至今）及其它纪念品。他把主席的赞誉铭记在心，鞭策自己努力奋进。
1946年2月，合水县召开第三届参议会，廷昌当选县人民政府委员。
徐廷昌以实际行动拥护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对此极其痛恨。1947年春战争爆发，陇东沦陷。同年8月伪宁县政府将他逮捕，身陷囹圄，但他坚贞不屈。敌人威逼他：一、发表拥蒋反共声明，承认共产党是奸党匪军；二、叫四个儿子投降，若能携带两挺机枪，给予官职；三、供出三次赴延安与毛泽东相见，领受了哪些特殊任务。他大义凛然，质问敌人：“你们不是说什么延安‘光复’了吗，共产党、八路军消灭完了吗，还需要我声明反对什么？我的儿子不也让你们杀了吗，你们难道让我叫鬼不成？”在狱中，他身受摧残，忧郁成疾，病情日笃，敌人只好准他取保就医。出狱后，廷昌忧国忧民，卧床不起，于1949年5月含恨而逝，享年70岁。临终前遗嘱诸子：“不要忘记跟着共产党、毛主席革命到底……”。
徐廷昌一生向往光明，拥护共产党，是党的忠诚朋友，为党和人民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1991年重阳节，原合水县县长（抗日时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正廷同志写诗悼念徐老：“送君延安行，夜谈国事深。主席称赞你，陇原传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