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2-24 21:37
《思高圣经》是今日华语天主教（罗马公教）人士最普遍使用的圣经译本。此译本的出版起源自1924年在上海举行的天主教会议决定翻译《圣经》。天主教修会方济各会于1945年着手翻译，1948年搬往香港继续翻译工作。花了九年时间翻译旧约，再用六年时间翻译新约，于1968年正式出版。这是第一部翻自原文的公教圣经全译本。
香港思高圣经学会（方济各会雷永明神父主持）是这个公教圣经全译本的翻译和出版单位，所以通称思高译本或思高本。
思高圣经学会在台湾的台北市设有分支“思高圣经学会出版社”，负责在台湾出版印行思高译本。《圣经·旧约》（含次经）次经
方济各会翻译《圣经》时，有使用专门收集圣经文献的图书馆。部分译者更亲自到以色列实地考察。翻译时除使用原文外，参考的考古文献则多以法德两文记载和教会用的拉丁文。
由思高圣经学会雷永明神父历时十年，于一九六八年年底耕耘出的圣经译本《思高圣经》，也称《圣经》（天主教圣经）。与基督教圣经的主要区别在于《思高圣经》包括了基督新教所没有的七部次经（巴、多、友、加上、下、智、德）。
“思高圣经译释本”是由天主教方济会会士可敬雷永明神父(Rev. Gabrielle Allegra O.F.M.)[3]于1945年在北京所创立的“思高圣经学会”所翻译和注释，(会址在北京的 Ly Kwany Kiao 6号。靠近紫禁城)。
1948年迁往香港继续翻译和注释工作。用了九年时间(1945-53年)译释旧约共八册，1954年，圣地和香港的圣经学会义结金兰，雷神父带领学会的众兄弟，在圣地的耶路撒冷方济圣经学院继续深造和实地考察。雷神父也在圣地学院讲避静，讲授《若望福音》。
1955年，会士们怀着新知识和新活力返回香港，着手把希腊文的《新约》译成中文。其间用了六年时间(1955-60年)译释新约共三册，新旧约全书共十一册。
自1968年《思高圣经合订本》出版以后，这译本很快便成为华语地区天主教徒最广泛采用的中文圣经。这译本的翻译与修订工作经历了叁十寒暑，以下简述它的翻译过程。
《思高圣经》(思高译本现今最通用的名称)的翻译工作由雷永明神父(Rev. Gabrielle Allegra O.F.M.)开始。他生于意大利西西里省，于1931年来到湖南衡阳传教，及后任衡阳圣心修院院长。他自意大利作修生时已认定要为中国人翻译一部中文圣经，来到中国后更对中国文化产生极浓厚的兴趣。他天资聪敏，不到几年便掌握了基本中文文法，遂于1935年开始自行翻译圣经。当时他从耶稣会在北京北堂的图书馆内找到贺清泰神父的《古新圣经》，把它照成相片，分类成册，以作译经时的参考。另一方面，他又得到当时蔡宁总主教的帮助，托人从伦敦大英博物馆将巴设译本抄了一分来作参考。他将圣经从原文逐字翻译过来，在1944年便完成旧约。然而雷神父仍未满意这分译稿，仍觉得其中有许多需要修改的地方，遂决定组织一个有华人神父参与的圣经学会，帮助他修改译稿。1945年这学会于西煤厂(当时北京辅仁大学附中的一个院落)诞生，正式成员有李士渔神父及李志先神父，非正式成员为万次章神父、李玉堂神父及刘绪堂神父。他们随即修改雷神父译的《圣咏集》，并于1946年完成并出版。虽然他们的工作因战乱而受叁迁之苦，却仍能约每年出版一部圣经译注，直至1961年全部完成。
第一期
雷永明神父译经工作
1935年4月 - 1944年11月 雷神父将旧约译成中文
第二期 思高圣经学会的译注工作
1945年8月 - 1947年6月 思高圣经学会成立
1946年8月 - 1947年6月
雷永明，李志先，李士渔，刘绪堂 ，李玉堂
1948年1月 - 7月
梅瑟五书
同上
1948年8月 - 11月
学会成员分批自北平(今名北京)迁至香港
1948年11月 - 1949年6月
旧约史书上册 雷永明，李志先，李士渔，刘绪堂 ，李玉堂，陈维统
1949年11月 - 1950年8月
旧约史书下册 李志先，李士渔，刘绪堂，李玉堂 ，陈维统
1950年5月
迁至香港坚尼地道70号
1950年12月 - 1951年8月
先知书上册 雷永明，李志先，李士渔，刘绪堂 ，陈维统
1952年2月 - 9月
先知书中册 同上
1953年1月 - 1954年2月
先知书下册 雷永明，李志先，李士渔，刘绪堂 ，陈维统，翟煦，牛汉谟
1954年7月 - 1955年8月
学会成员往圣地进修一年
1955年8月 - 1957年4月
福音－－雷永明，李志先，李士渔，刘绪堂 ，陈维统，翟煦，牛汉谟，李智义 ，李少峰
1957年10月 - 1959年7月
宗徒经书上册－－雷永明，李志先，李士渔，刘绪堂 ，陈维统，翟煦，牛汉谟，李智义 ，杨辉
1959年8月 - 1961年8月
宗徒经书下册－－雷永明，李士渔，刘绪堂，陈维统 ，翟煦，
牛汉谟，李智义，李少峰
从雷神父的译经工作开始，思高译本皆译自原文，即希伯来文及希腊文。
主要参考文本：旧约以BHK古抄卷， 新约以梵蒂冈抄本（全套）。
雷神父及圣经学会采用玛索辣经卷作为底本，主要是基特耳(R. Kittel)的希伯来文圣经(Biblia Hebraica)第3版(1927，1945)，也参考斯威特(H. B. Swete)出版的《七十贤士译本》(LXX) (The Old Testament in Greek. Cambridge,1930)及格辣提卡主教(Mons. L. Grammatica)出版的《拉丁通行本圣经》(Vulgate)，并早期的叙利亚简明译本(Peshitta)；中译本方面参考了贺清泰《古新圣经》及基督教《委办译本》。其中“德训篇”因只有希伯来文的片断残简，故用《七十贤士译本》译出，以《拉丁通行本圣经》及希伯来残卷作补充。“撒慕尔纪”原文有多处残缺不全，这些地方则以希腊各译本(如七十贤士译本、阿桂拉(Aquila)译本、特敖多削(Theodotion)译本等)修订。“艾斯德尔传”及“多俾亚传”主要参考西乃抄本；译“依撒意亚先知书”，及“哈巴谷先知书”时也曾参考死海古卷的有关经卷。
译文以默尔克所校勘的《新约全书》第七版(Augustinus Merk. Novum Testamentum: Graece et Latine. ed. Septima, Rome: Pontificii Instituti Biblici, 1951)作为蓝本，另参考了其他学者如峰索登(Von Soden)、乃斯特尔(Nestle)、缶革耳斯(Vogels)、包威尔(Bover)等新约校勘本及西方订正本(Western Recension)。中文版本参考了《巴设译本》、《神天圣书》(见后)、《和合译本》(见后)及其他十八、十九世纪的天主教中文译本。
思高圣经不但对经文版本及古译本有细心的选择，在翻译经文时也采取一些既定的原则，这些原则包括：
1. 翻译时一律依据原文，如原文残缺，则以最古的译本补充；如没有好的译文，就以其他相关的经文意义补充。如这一步也不能达到，则加点以示残缺。
2. 尽量不修改原文，除非古译文与原文用字不同，而译文又较原文更合上下文义，或明知是原文抄错，就会修改原文。
3. 如原文版本之间有异，则参考古译本；如意义有难有易，则取较难者，因较易的经文可能经过后人的修改。
4. 参考多种各国语言译本，观察它们如何以近代语言表达经义。
5. 对原文章节绝对不变动，如多数圣经学者们对某章节主张移动，却没有古译本为根据，则仍不会变动。
6. 翻译时尽力保存原文的语风及语气，并以“信”为主，“达”为次，“雅”则不及前两者重要。但也不可过于依字直译，反使经文意义更为不明，或过于生硬，则失去翻译的意义。除以上原则以外，对经内人名地名皆依原文音译；然而对那些在教会内已惯用的名词，则予以保存，使经文与教会常用词汇统一。另外在翻译时要注意经文的意义而非将字句逐字译出，翻译时也应保留与原文同样的体裁(如散文、诗、法律等)，乃因体裁与经文内容有着显著的关系。由这些翻译原则中，可见学会对圣经原文的选取有极严格规定，以期望从最正确的原文中把天主圣言翻译过来，并以最贴切的中文表达经文的原意。这种苦心可以说为将来出版合订本打下良好的基础。
整部思高圣经的历时十五年，然而由于分为十数册的圣经注释不便于携带阅读，因此于1961年学会开展出版圣经合订本的计划。新约的修订由李士渔神父负责，旧约部份延至1963年尾开始，整个工作终于在1968年完成出版，其中不单是修改译文及删减注解，更可说是将整部圣经重译了一次。
年份－－书名－－修订者
1963年12月－－创世记－－李士渔
1965年6月－－出谷记－－刘绪堂
肋未纪、户籍纪、申命纪－－李士渔
若苏厄书、民长记、卢德传－－李智义
撒慕尔纪上下、列王纪上下－－陈维统
编年纪上下、厄斯德拉上下－－李志先
艾斯德尔传－－李智义
1965年6月 - 1966年12月－－约伯传－－刘绪堂
圣咏集－－梁雅明、李少峰
箴言－－李智义
训道篇－－陈维统
雅歌－－李士渔
智慧篇、德训篇－－杨 辉
1966年12月 - 1968年8月－－依撒意亚－－陈维统
耶肋米亚、耶肋米亚哀歌、巴路克－－李士渔
厄则克耳－－刘绪堂
达尼尔－－李志先
十二小先知－－李士渔
表四 : 思高圣经合订本修订工作过程表
在学会开始圣经旧约合订本部分的工作时，雷神父已就修改译文方面提出六项原则，它们分别为：
1. 修改译文时应遵照1924年上海主教会议的决定，译文应为平易、文雅、并为人人能懂的国语，也要因应文体不同而作出相应的译法，如法律宜简明，历史要生动，格言要雅俗、诗歌宜深刻、诔文应悲哀、咏赞要庄严等。
2. 翻译时信、达、雅叁方面都要顾及。
3. 应保持中文的典雅，在可能 围内还要保留一些闪族语言的风格。
4.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认为熟悉圣经原文不足以译经，译者还须熟悉其所要译成的文字、相关的历史文化，才能翻译得更为正确。
5. 圣经不是为文人而写的，故在修订译文时要注意用适当、准确的宗教术语来表达圣经作者的意思。
6. 无论是否修改译文，也应参考别人对我们译本的评价；无论是赞赏或反对，我们都应接受，以之作修改的蓝本。
在这些原则指导下，学会成员耗费了六年时间，修订了全部圣经的译文，其中有许多地方与译注时的译文有显著不同，可说是将整部圣经“重新”翻译了一遍。
在总结这段天主教辉煌的译经历史时，要指出这段历史的各个里程：
1. 十六至十七世纪传教士在空馀时间翻译了一些礼仪常用的圣经经文；
2. 十八及十九世纪因着福传需要，更多传教士个别参与译经工作；
3. 二十世纪，1935年至1944年这十年内，雷永明神父以其个人力量来进行译经工作；
4. 由1945至1961年，在这17年内由一批具有圣经知识的神父组成一个团体，在雷神父为核心的领导下翻译圣经，也首次有华人参与译经工作，累积了经验；
5. 由1961至1968年这8年间，凭着丰富的经验，将译文修订成为更通顺的文字，翻译工作也有更多华藉神父参与。
从这段历史发展可归纳出叁个特点：
1. 圣经翻译由个人工作演变至由团体合作模式；
2. 翻译工作最初由外籍神父为主发展为以华籍神父为主；
3. 翻译目标由以礼仪为主转为以福传为主，其后发展至侧重圣言推广与传播。
在思高圣经合订本出版20年后，学会成员(主要为陈维统神父)按着雷永明神父的遗言，将福音部份重新修订，修改并增补了注释部分，于1989年出版了《福音袖珍本》。学会亦期望在不久之将来，当人手更为充裕之时，能修订圣经其余部分，为教会献上一本更准确、用词更流利的圣经中文译本。
1.先照原文翻译，再参考不同古译本和考据家意见。
2.不以别人推测作为翻译依据。
3.译文保存闪语族的风格，根据上下文探索每个字。
4.用浅白语体，适合普罗大众用。
5.由于后续翻译在香港进行，有些译文采用粤语叙述，普通话没有类似用法。
6.《圣经》中专有名词，一律音译；而已有的旧译专有名词则沿用。
7.圣经注解，重点于启示道理和圣经背景两方面。
8.以“信、雅、达”三标准作评估。“信”为主，“达”为次，“雅”在后。